《宝贝儿》用平等眼光直面不完美人生
由侯孝贤监制、刘杰导演，杨幂、郭京飞、李鸿其 主演的影片《宝贝儿》将于10月19日上映，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因为严重先天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
不久前，作为“特别展映”影片，《宝贝儿》参加了第43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，海外媒体评价本片“充满了引人入胜的勇气”，并对主演杨幂表达了赞赏，认为她“经历了奇迹般的转变，奉上了强硬、真实、具有自我挑战”的表演。这个月底，影片还将作为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，参加在西班牙举行的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。
与在海外电影节上收获的一致好评相比，小范围已经看过影片的观众却对《宝贝儿》表现出了争议，“剧情平，没有起伏”“压抑、情感没有得到释放”成了争议的焦点。
强烈的戏剧冲突和煽情桥段，或大义凛然或小人物悲壮的英雄主义，当下观众十分买账的这些元素，《宝贝儿》都不具备。而刘杰导演一贯使用的手持摄影、自然光、冷色调却在片中得到了完整的呈现。看完电影观众会发现《宝贝儿》并没有对片中提出的质疑进行正面解答。电影更像是一场没有答案的人道主义辩论，而参与辩论的则是观众自己。
导演谈
刘杰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选择题
刘杰导演以拍摄现实题材著称，“永远走向童话的反面，抵达现实”是他对自己创作的概述。2006年执导长片处女作《马背上的法庭》以云南大山的“流动法庭”为背景，获得当年威尼斯电影节“地平线单元”最佳影片，而2016年展现藏区文化的《德兰》更是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。
此次《宝贝儿》延续其一贯强烈的纪实风格。阐述创作初衷时，刘杰说，“当我深入调查，去了解这个问题和这个群体时，发现我也无法得出答案。对我来说，没有答案的辩论更有意义。”
新京报：促使你拍摄《宝贝儿》的原因是什么？
刘杰：九年前身边有个朋友生下了一个重度脑瘫的孩子，医生给了他三天时间考虑救还是不救，我的朋友选择了救，现在孩子还和他们生活在一起。也是那段时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福利院，看到许多被父母遗弃的残疾孩童。这两种相似但又不同的命运让我很触动。
新京报：电影中呈现的道德困境，现实中是否会有选择的答案？
刘杰：我去做调研时，发现这似乎就是一个没有对错的选择题。有人像医生那样接受孩子父母的决定，认为这个家庭和这个孩子不应承受因此而带来的不幸。也有人会像江萌那样，认为无论多不完美也值得活下来。
新京报：片中江萌为什么如此执著地救那个病婴？
刘杰：她是一个曾经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孩子，看到郭京飞和那个孩子时，可能觉得看到了自己的命运。另外，许多人会忽略，觉得那个小孩只是先天无肛的病婴，其实他出生的时候有过缺氧状态，长大后会智力不健全。江萌也是一个患有同样疾病，并且智力不太高的孩子，她有点傻傻愣愣的、经常重复同样的话，观众能感觉到她不太聪明。
新京报：为什么会想到用江萌这样的视角切入？
刘杰：江萌有一种对抗现实的顽强和倔劲儿，她觉得自己和普通人没有两样。所以她的视角是一个平等的视角，希望大家对她产生的不是怜悯，而是感受到他们这个群体的真实生活与生命力。
新京报：有观众评价说影片的故事和2010年发生的女婴“小希望”事件雷同？
刘杰：没有。看上去，江萌好像做了差不多的事情，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。江萌想去救那个孩子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和那孩子有着相同的命运。这也是为什么她一直问警察“孩子妈妈说了什么”，因为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当初为什么丢掉她。
新京报：郭京飞饰演的父亲在片中放弃了对孩子的治疗，为何做这样的设置？
刘杰：站在他的立场，会觉得把终结孩子的痛苦留给自己，孩子不必开始一个苦难的人生，这是一种“负责”，也是一种选择。
主演谈
杨幂 就算不完美也要活下去
作为出道16年来主演的第一部文艺片，杨幂在《宝贝儿》中挑战了造型和题材的全面颠覆。海报中的杨幂化黑了皮肤，表情凝重，这个倔强的弃儿江萌，让许多人第一眼没有认出是杨幂。
新京报：出演江萌，有什么特别之处？
杨幂：当你成为她时、理解她时，不再扮演她时，你做的一切动作都是她。不会说我演她有多难，而是她活得真的很难。
新京报：为何选择接拍这部文艺片？
杨幂：它不是一种“上帝视角”，也不是一种怜悯，而是用一种平等的眼光，关注那些有缺陷的人，原来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、生活和成长路程。
新京报：出演《宝贝儿》前你做了哪些准备？
杨幂：拍摄前导演带我去医院实习了一段时间，和护士、护士长有过深入交流。有些群体如果不是工作原因，大家可能注意不到。
新京报：你是如何理解江萌这个角色的？
杨幂：江萌对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。我们总是把别人往既定状态想，觉得她从小有缺陷、无肛、消化系统有问题，就感觉她可怜。但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就算是不完美人群也有积极生活下去的态度。江萌因身体缺陷被父母遗弃，但是活到了18岁。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所以她想用亲身经历告诉别人：不管你处在怎样的境遇，都可以活下去。
主创谈
郭京飞：我尊重徐先生的选择，因为婴儿活下去会很痛苦，家长也会痛苦。某种程度上说，家长想让小孩儿活下去其实是一种满足自己的行为。
新京报：你对片中涉及的“弃婴”问题怎么看？
李鸿其：用有色眼镜看残疾人是很不公平的，不能因为他们不符合普通大众的样子，而去判断他们值不值得活下来。
新京报：让你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？
李鸿其：我印象最深的是帮江萌搬家那一场，不是冲突特别强的戏，但是从那场戏里感受到了江萌强大的生命力。在那种简陋的房子里，有热水洗澡有厨房做饭，就觉得可以活下去。
采写/新京报记者 滕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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